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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67岁双胞胎孕妇的生育困境

2018-09-27 16:52: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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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茹终生所想的,莫过于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此时,她正第二次怀着孕,双胞胎。但她今年已经67岁,生下这两个孩子可能会要了她的命。
 
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,卷曲的头发是黑色的,仔细看,发根处的白发开始冒出来,一些皱纹穿插在她沧桑的脸上,额头,眼角,嘴角。
 
无论如何,能看出来她是一个老人,怀孕的老人,年轻人的某些优越感消失殆尽。
 
进入花甲之年后,张茹经历了失去独子,领养孩子,做试管婴儿,再度怀孕……漫长的痛苦和闪现的希望,她把生孩子视为个体选择,未料随之而来的种种令她身处困境。
 
对一些人来说,她执着的生育意愿有些自私和不计后果;而对张茹来说,这象征着“重生”。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无人之地。
 
高龄产妇
 
9月16日,上午十点,咖啡厅。张茹轻轻啜饮着一杯菊花茶水。黑底碎花长裙盖过她的膝盖,怀孕的肚子微微凸起。
 
她面前的桌子上,放着一堆产检报告,好像带有墨迹的一副纸牌。最近一次检查,B超检查单上显示,一个胎心率144次每分,另一个150次每分,医生说120到160是正常值。另一张是无创检查的报告,排除胎儿患染色体疾病的可能。这让她长舒一口气。
 
因为孕前吃过激素,她的血压有时升高。 时间往前走,一些负面影响在她身上显露出来。在激素作用下,她的手臂和腿上冒出一块块豌豆大小的老年斑。“但其他指标都正常”,她加重语气,补充了一句。
 
十点半,张茹从购物袋里取出药,几粒白色盐酸拉贝洛尔,送至口中,就着一杯白水咽了下去。间隔四五个小时再服用一次。怀孕以来,她每天服用的药片数量从六片涨到八片,再涨到十片。
 
几杯茶下肚后,张茹起身去卫生间,她从商场走廊的一头穿到另一头。从卫生间出来,她感觉有点累了,靠在一扇玻璃窗口旁边透气。
 
回去的路上,她额头不断渗出汗珠,“低血糖,茶水的缘故”,她警觉道。在一家饮品店门口,张茹顺着椅子坐下去。 
 
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十六周,随着肚子逐渐变大,负荷变重,她偶尔会感到吃力和疲惫,也总有路过行人的目光瞟向她的肚子,接着是她的脸。
 
张茹不在意投射来的目光,她也不躲避。“我不是怪物。”有时,她看起来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,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产检的经历。
 
“极高危”
 
今年6月,怀孕后,张茹在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进行了首次产检,当时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妊娠高血压。随即被列为高危产妇,后由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转诊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治疗。
 
北京宝岛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谢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,他们发现张茹当时的血压比较高,在妊娠期间,她出现一系列问题的风险非常高,比如说随时会出现脑血管意外,以及急性肝肾功能衰竭。按照北京市卫计委的要求,这样的孕产妇在二级医院继续接诊、产检并不合适,所以当天就将她转诊到三级综合医院。
 
张茹转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。“第一次各方面检查还行,第二次去是7月23日,医生就跟我说必须拿掉一个孩子,不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不收。”
 
丈夫李威回忆,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告诉他,“必须要做掉一个,只要一针下去,孩子就可以流掉。”他模仿医生的语气重复那句话。
 
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公众权益保障处处长姚铁男告诉澎湃新闻,之前,他们掌握了张茹前期的情况,“67岁,对我们来说到超高龄产妇,并且怀的是双胎,妊娠的合并高血压到了170多。”之后,卫计委在8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市的专家会议。“专家说她是极高危,极严重的高危孕产妇,在目前医疗条件下,不能保证其母婴一定安全。医生建议她减胎。”
 
北医三院接诊张茹的李诗兰医生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说,科室主任找到张茹谈及终止妊娠,但张茹表示不同意进行引产。
 
张茹担心的情况是,如果引去一个孩子,另一个孩子可能也保不住。她又去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做产检,医生也提出了终止妊娠的建议。
 
姚铁男说,第二次专家会诊是在8月13号,“临床和服务管理专家最后认为张某是极严重高危孕产妇,属不宜妊娠,严重威胁到母婴安全,但应尊重其妊娠的意愿,适时科学引导。”
 
几次之后,张茹不愿再去这几所医院,不安的情绪像气球越胀越大。9月初,张茹和丈夫去了五洲医院,“开药时被拒绝”。9月13号,张茹到北京宝岛医院进行怀孕以来第四次产检。医院通知她下午四点半之前过去,那天到了以后,张茹和丈夫在三楼等着,四点四十五,有人通知他们到地下一楼。
 
姚铁男说,北京市有高危孕产妇的转诊网络,怀孕后建档时会评估孕妇的身体状况,分成绿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和紫色,根据不同级别建议孕妇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就诊,比如橙色要求在区级危重症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,红色要在市级的危重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;紫色是合并传染病,需要在专科医院接诊。
 
9月13号是第三次专家会诊,张茹最想去的那家医院不是她的对口医院,“她坚持要去一个特别大的医院,我们现在不好披露这家医院的名字,但不是我们指定的整个网络中那两家。我们给她指定了两家特别好的三级医院,包括北医三院,但是她说不去。”
 
张茹回忆,那天,围着自己的有二十个人,绕着桌子一圈坐着,有人拿着摄像机拍摄。“说是专家会诊,但还是建议我停止妊娠。”
 
“由于来多次就诊,结果显示孕妇的血压很高,没有得到有效控制,专家会诊的意见是患者目前状态不易妊娠。”姚铁男说。
 
“我的血压已经降下去了。”张茹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审判席上。她始终认为,被剥夺的是她做母亲的自由。“他们封杀我,你知道吗?或者说,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是谋杀我和孩子。”
 
一位知名产科专家告诉澎湃新闻,67岁的妇女,不管是生育机能还是其他器官都在退行性改变,流产、早产、胎儿功能发育迟缓、胎死宫内等情况较普通孕妇更易发生,能理解失独家庭的愿望,只是以普遍认知来说,得到一个好结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,因此他不赞成,也不提倡这样高龄生育。
 
这位产科专家也曾接到过张茹的求助,在他看来,尽管有前述问题,但张茹“有这么强的决心,也已经(怀孕)这么多周”,应该尽量给她提供帮助,她当下需要一个医疗团队,给她提供生理和心理的支持和抚慰。
 
姚铁男也表示,在张茹的生育愿望前,“应该尽可能帮助产妇达成她的愿望,但前提是不危及生命”。他称,特别希望孕妇尽快回到宝岛医院,或者回到他们指定的三级医院。
 
但眼下,张茹对指定的医院失去了信任。
 
失独
 
张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
 
她和李威1978年结婚,1980年生下一个儿子。儿子一岁半时,夫妻俩又有过一个孩子,彼时赶上计划生育政策,他们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李威“最爱孩子”,姐姐和同事家的孩子他都帮忙照看过。
 
李威是上世纪60年代机械专业的中专生,后来参加了北京市的统考,考上了职工大学。数学是他的强项,辅导儿子功课的任务落在他身上,“我教他数学,错的题只要讲一次,第二遍他就会了。”
 
儿子喜欢游泳,李威每天骑着老式自行车,后面驮着背数学乘法表的儿子,早上五点多,送他去游泳馆,从一年级持续到六年级。一家三口经常骑车去亚运村的游泳馆,张茹一次能游五百米,李威游三百米。
 
四年前,一切戛然而止。儿子34岁时,死于一场车祸。
 
那时,儿子在首都机场上班。2016年六月的一天,他跟朋友出去玩,午夜十二点还没回家。夫妻俩习惯等到儿子回家才睡觉。十二点多,李威等来派出所的电话,说孩子出了车祸,送去了医院。
 
夫妻俩立马赶往医院,“那时他(儿子)意识还很清醒,告诉警察我们的联系方式,跟我们说他被车撞了。”接着,儿子被送进了急救室,他的肋骨被压碎插入肺部,腹腔出血,外表却看不出任何征兆。
 
凌晨四点,医生通知夫妻俩,孩子抢救无效。张茹瘫坐在医院的地板上,哭晕过去。李威记得,儿子最后说的一句话是,“看到我爸来了我就安心了。”
 
两个月前,他刚见过亲家,在回龙观给孩子买了套120平方米的婚房。年底,他将看着儿子娶一个姑娘回家,应该很快就会有孙子或孙女。
 
夫妻二人从警察那里得知,儿子在路边拦出租车被撞,遭到二次碾压,司机肇事逃逸。出事地点正在施工,四周漆黑,附近没有摄像头。
 
儿子骤然离世,没有给张茹和李威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隙。凶手至今没抓到,张茹连怨怼的对象都没有,生活是无尽的无望,无尽的空虚。
 
时间越久,记忆似乎越清晰。“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”,有时候李威梦到孩子,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只要一睁眼,都是他的影像。
 
小时候,儿子是朝阳区游泳队的队员,每天有一块钱的工钱,发下来他都会交给李威。有段时间李威经常出差,去外地学习,儿子总跑去车站送他,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个父亲每次出差回来也总给儿子买小坦克,小礼物。“他跟我的感情很深…很深…”
 
李威停顿下来,陷入遥远的追忆,声音又开始哽咽。他在努力抑制眼泪。
 
“他两岁多的时候,我们住在筒子楼,一层楼很多房间,多户人家,有个同事给了他一块糖吃,回来后他还记得是谁给他的,哪个房子他记得,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,但会用手指着那个方向……三岁的时候,他爸骑自行车带他出去买菜,买了一大捆菠菜,车筐子放不下,他都知道把菜往下压……真的太聪明了……”
 
当张茹说起她的儿子时,她的面部抽搐,声音哽咽,眼睛变得湿润,说话的音调更高了,突然间失控,啜泣起来。丈夫提醒她控制住情绪,不要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。
 
儿子的户口一直没销,在这个城市,“哪里都有儿子的影子,他上学的地方,玩耍的地方”,他们试过旅行,去桂林,南海,云南,韩国,但每次回来,心里依旧“空落落的”。
 
任何一次长途旅行,都会有一种风景和时间的扭曲。每次出行,张茹都会背着儿子的书包,带着儿子的三张照片,一张2014年,两张中学时期的。照片中的男孩儿,寸头,微胖,笑容憨厚。仿佛这样,时间形同停滞,她似乎回到过去,和儿子相处的那些日子。
 
李威不敢看儿子的照片,他的房间也不敢踏进去,人在门外,腿就像被钉住似的迈不开,“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,你永远不知道。”
 
出路
 
儿子去世半年后,张茹和丈夫商量,要么领养一个孩子,要么一起死。他们选择了前者。
 
2014年,张茹距离六十四岁只有三个月,儿子的后事还没处理完,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。对方告知,办理收养原则上年龄限制到六十五岁,领养孩子需要登记排队等待。
 
一年后,她再次去民政局,对方告诉她仍需排队。根据《领养法》,收养人需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能力,以及年满三十周岁。
 
张茹提议把儿子的女友认作女儿,但丈夫担心认的女儿将来要赡养四个老人,压力太大,便放弃了这一想法。
 
2016年4月,张茹夫妇去了云南,到当地福利院领养孩子,答复是“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别多”。5月,夫妻俩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儿院,但孤儿院大门紧闭不让进入,他们把买的水果衣物等搁下后离开了。7月,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阳村,那里住着不少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,但不让领养,最后两人失望而归。
 
有次在一家私人医院,李威听说可以找人代孕,五十万元一个孩子。但权衡下来,觉得代孕是非法的,不能做。
 
漫长的跋涉后,试管婴儿成了夫妻俩的最后选择。
 
早在2015年底,张茹就考虑过做试管,她联系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,后者在60岁时通过试管受孕生下一对双胞胎。张茹想从她那里打听做试管婴儿的途径,但被对方拒绝了,只告诉张茹做一个五万块钱左右。后来,张茹没再联系她。
 
如今,盛海琳已经不记得张茹曾找过她,前几日她从新闻里得知张茹怀孕的消息,并说自己给不了任何建议。
 
2016年10月,在北京的国际医疗展上,张茹认识了一个台湾医生,并恳求医生为自己做试管婴儿。医生说,以她的年纪做试管婴儿有风险。张茹说自己接受任何风险。“当你生不如死时,所有看似危险的事情你都愿意尝试。”
 
2017年2月,张茹开始吃激素,直到月经回来。吃药的同时,配合着身体上的锻炼,打球,游泳。但吃激素的第五个月,她的血压开始升高,久坐后站立格外吃力。
 
7月,她去了北京妇产医院看中医,说自己想做试管婴儿,医生给她开了三十五天的药调理身体,月经和身体恢复正常。
 
张茹曾在网上遍寻高龄产妇的案例。“东北64岁有个产妇,2016年12月28号生的; 2016年的9月份,杭州那人从美国回来生的;还有2017年有个52岁生孩子的。”她能清楚记得每一个高龄产妇的年龄,以及她们生下孩子的日期。
 
去台湾之前,张茹咨询过北京的几家大医院,但回复都是她年龄太大,不能做试管婴儿。张茹想不明白,“谁要失独,谁还选择年龄啊?”
 
今年6月,李威和妻子去了台湾。中介全程带着他们,物色好卵子,找了律师事务所,办理好手续,再去医院交钱,身体做了全面检查。一趟下来,夫妻俩花费二十多万元。
 
那天是6月8日,医生筛选出二十多个卵子,用精子配成八个胚胎,再从中筛选出四个,两男两女。张茹担心成功率低,想放入三个胚胎,医生告诉她不行,万一三个都成活,要引产的话另外两个也会受到影响。最后决定放入两个胚胎。
 
张茹躺在床上,心里想的全是去世的儿子。一直默念,让儿子原谅她,保佑她成功生下孩子。三天后,夫妻俩返回北京,带着仅剩的一千元钱。
 
从台湾回来后,6月19号,有了好消息。张茹到北京宝岛妇产医院验血,检查了三次,确定怀上了双胞胎,两个胚胎全部成活。她成了国内目前已知的年纪最大的孕妇。
 
张茹没有想到两个胚胎同时成活,“早知道这样,我移植一个多好。”那天晚上,她第一次梦到了去世的儿子,丈夫也做了同样的梦。
 
张茹83岁的姐姐一直站在她那边,姐姐是退休的军医,她曾告诉过张茹妊娠的风险,但无论结果如何,“最后做选择的都是张茹自己。”
 
未来
 
回到咖啡厅,隔壁桌的四个年轻人已经离开,音乐声越来越大。张茹坐在一张高脚椅上,确保她的腿能伸展开来。
 
张茹有微信,会上网,但这些新鲜事物不是她擅长的。网上的声音通过亲人的嘴巴断断续续传到她耳边,她自认有义无反顾的生育理由,方式更是“合理合法”,“我失去孩子时没人管我,如今我想生孩子却百般责难我?”这是她挂在嘴边最多的话。 
 
她在手机上翻看着盛海琳的新闻。“她当初也植入了三个,后来流产一个,还有两个。”张茹嘴里念叨着,目光转向丈夫说,“你看盛海琳说不能让孩子产生自卑的情绪,你以后跟教育儿子还不一样,得用好多的办法,不仅仅是鼓励,该严的时候还是要严。”这些话快速而激烈地滚出,像一篇祈祷文。
 
李威身体前倾,仔细听着妻子的话,“现在的生活真的枯燥无味。盛海琳说现在痛并快乐着,她有孩子所以还能有一些快乐。” 他戴着印有五角星的鸭舌帽,肩膀显得臃肿,站起来给妻子倒水时,弯腰屈背,步履缓慢,皱纹像兵团一样,将它的领地征服。
 
关于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,张茹想过。儿子生前,从重点中学读到重点大学,这让她坚信自己能复制儿子“成功的教育模式”。她也担心,和孩子年龄上的差距总会引来一些非议。“或许会遭到歧视,我要想法不让他们留下阴影。”
 
张茹喜欢音乐,跳舞,会手风琴,电子琴,“教育孩子,我们是合格的。”她说自己曾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对将来如何抚养好这两个孩子信心十足。“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一样,有的想法比较超前。”爱人守旧,她认为社会不断发展变化,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要伺机而变。夫妻俩有积蓄,退休工资一万多元,经济上算富足,他对养育两个孩子充满信心。
 
怀孕后,张茹摆脱了长久的失眠。她依旧用着儿子的微信号,有时看看他大学同学群里的信息,“看他们年轻人说话聊天,我感觉我儿子还活着。”
 
张茹在北京有三套房,其中一套是儿子生前住的。出事后,她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搬走后出租,没再去过。为了避开闲言碎语,夫妻俩搬离了原来的住所,另外租了一间房,相依为命,“我就是她的拐棍。”李威说。
 
张茹的目标是至少坚持到明年一月,胎儿满七个月,医生告诉她,孩子在她肚子里多养一天,生下来的成功率越高。李威开玩笑说,不行买个轮椅。
 
“我们也知道有风险,实在不行还是保住大人。但现在情况还不错,可以继续往下走。” 李威每天给妻子量三次血压,然后记录在表里。
 
从年轻时起,张茹就有锻炼的习惯,每天游泳,跑步,直到孕前。为了防止血稠,她每天按时吃几粒阿司匹林,再喝杯温水。
 
中午,张茹点了一份凉皮,有时候心里感到燥热,总想吃些凉凉的东西。“我没那么娇弱,真的。”她会在身边的人想照顾她时强调这句话。
 
在顾客进进出出的咖啡厅中,张茹和丈夫无疑是年纪最大的人。他们不喝咖啡,点了一壶菊花茶。说话的声音偶尔盖过了咖啡厅里的音乐声。
 
午饭后,李威倚靠在皮质沙发上睡着了,伴随着轻微的呼噜声。这几年,照顾妻子的责任落在他身上。他今年70岁,每天早上吃一粒维生素E和降血糖的药。
 
妻子怀孕以后,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日渐衰老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,对抗这个年龄可能拥有的疾病。他甚至有种意念,自己绝不能早早死去。他必须活得更长久。
 
他和妻子的设想是,孩子顺利生下来,请个保姆,等他/她大点,找人模拟一张全家福,把儿子也刻上去。
 
他们想,奔着活到八十多岁的目标,把孩子抚养到成年,一场告别后,再把他们托付给信任的亲人。
 
如果没要上孩子,他和妻子就去养老院,“孤独终老”。
 
(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文中张茹、李威为化名)
 
 
责任编辑:黄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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